我们自由吗？神经科学时代的自由意志

没有自由意志的生活

斯宾诺莎认为，人们自以为自由，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却不知道其原因；他写道，一块被推动的石头，如果能思考，就会相信自己是凭自己的意愿在运动。加伦·斯特劳森（Galen Strawson）的“基本论证”（1994）补充说，要真正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我们就必须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也就是成为自己的原因，而无论决定论是否为真，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如此。德克·佩雷布姆（Derk Pereboom，《Living Without Free Will》，2001）和格雷格·卡鲁索（Gregg Caruso）由此得出结论：在使痛苦成为公正的那种基本意义上，没有人应当受到责备或惩罚。社会并非因此失去保护：正如我们可以隔离某种疾病的携带者而他们对此并无过错，我们也可以约束危险的罪犯，但不应超出安全所需；卡鲁索的“公共卫生—隔离模型”（2021）把预防和犯罪的社会成因放在首位。萨波尔斯基把每一个行为追溯到大脑、激素、童年、基因和文化——而这些都不是被选择的。

持此立场者

• 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

因果之内的自由

相容论者认为，自由意味着按照自己的动机、不受强迫地行动，而不是免于原因的支配。克律西波斯把行动者比作一个圆柱体：一旦被推动，就按照自身的形状滚动；霍布斯把自由定义为没有外在障碍，而在休谟看来，它是“按照意志的决定而行动或不行动的能力”，属于每一个“不是囚徒、身戴镣铐”的人。法兰克福案例（1969）描述了这样一个人：他自行做出决定，而一个隐藏的干预者随时准备无论如何让他去行动；他本来不可能不这样做，却仍然要负责。1971年，法兰克福把自由意志定位于我们认可或拒斥自己欲望的能力——不情愿的瘾君子不具备这种能力。丹尼特论证说，进化赋予了我们“值得想要的”各种自由意志：深思熟虑、预见并回应理由的能力；在《Just Deserts》（2021）中，他针对卡鲁索，为人们相互追究责任的做法辩护。在德语中，彼得·比里（Peter Bieri）的《Das Handwerk der Freiheit》（2001）赋予了这一观点其经典形式。

持此立场者

• 克律西波斯约公元前279—前206年年
•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
• 大卫·休谟1711–1776
• 哈里·法兰克福1929–2023
• 丹尼尔·丹尼特1942–2024

作为人类实践的责任

P. F. 斯特劳森的《Freedom and Resentment》（1962）不从决定论出发，而是从构成我们彼此交往的各种态度出发——怨恨、感激、愤慨、爱。当某人是出于意外或在胁迫下行动时，我们会搁置这些态度；而对年幼的孩子或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我们则采取“客观”的立场。一个关于因果性的一般论题并不能证明每个人都处于这样的状态，而完全放弃这些态度对我们来说也不是真正的选项：斯特劳森写道，它们的框架“是随着人类社会这一事实而被给予的”，既不需要也不允许外部的辩护。本着类似的精神，哈贝马斯（2004）反驳辛格和罗特说，相互给出理由的参与者的视角，不能被脑研究的观察者视角所取代。批评者怀疑这些态度能否决定人们应得什么：加里·沃森（Gary Watson，1987）提到了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一个因其残忍而激起愤怒的杀人犯——直到人们得知他童年时遭受的虐待。

持此立场者

• P. F. 斯特劳森1919–2006
•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2026

真正开放的可能性

自由意志论者——是在形而上学而非政治的意义上——认为，自由要求一个真正开放的未来，并且与决定论不相容。康德把我们的行为作为自然中的现象视为被完全决定的，但又认为作为理性存在者，我们必须把自己设想为自由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所以我们断定自己能够做到——“自由意志和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是同一回事”。里德赋予行动者一种“主动能力”，去引起自己的行为；詹姆斯把相容论——“软决定论”——称为“推诿的泥潭”，萨特则认为我们“被判定为自由”。彼得·范因瓦根（Peter van Inwagen，1983）的“后果论证”赋予这一观点现代形式：如果决定论为真，我们的行为就是自然律和遥远过去的结果，而这两者都不取决于我们。罗伯特·凯恩（Robert Kane）把自由定位于“自我塑造的行为”，其中大脑中的不确定性使一个艰难的选择保持开放；蒂莫西·奥康纳（Timothy O’Connor）为能动者因果辩护，其中人自己就是原因。批评者回应说，非决定论带来的是偶然，而不是控制。

持此立场者

•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
• 托马斯·里德1710–1796
• 威廉·詹姆斯1842–1910
• 让-保罗·萨特1905–1980

作为生物能力的能动性

一些神经科学家在怀疑论者自己的地盘上作出回应。他们指出，利贝特式实验研究的是无关利害的任意动作。舒尔格及其同事（2012）把准备电位建模为累积到阈值的随机神经噪声；乌里·毛兹（Uri Maoz）、利亚德·穆德里克（Liad Mudrik）及其同事（2019）在任意选择之前发现了它，但在关于捐款的审慎决定之前没有发现；约翰-迪伦·海恩斯（John-Dylan Haynes）在柏林的研究小组的一项研究（2016）表明，人们仍然可以取消一个动作，直到它开始前约200毫秒为止。凯文·米切尔（《Free Agents》，2023）主张，这个问题属于生物学而非物理学：生物是为自身利益行动的能动者，神经系统的进化是为了对世界建模，并依据行动对有机体意味着什么来选择行动；而且由于物理学并未在每一个细节上确定未来，决定有机体做什么的就是它的目标、信念和理由。在这种观点看来，自由是真实的，但有限——并且可以被增强或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