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有权利吗？

平等考量，而非权利

边沁称自然权利是“踩着高跷的胡说”，但他谈到动物时问的不是它们能否推理或说话，而是：“它们能否受苦？”辛格追随他（《动物解放》，1975；《Animal Liberation Now》，2023）：道德上要紧的不是权利，而是利益，一个存在者不受苦的利益，应当与任何其他存在者的类似利益得到同等的分量。他写道，权利的语言是“一种方便的政治简称”，但改变我们对待动物方式的理由并不依赖于它。这种观点是双刃的。它谴责我们今天对动物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因为它们的痛苦重于我们的所得；但它不事先排除任何做法，无论后果如何，而且在辛格看来，无痛地杀死一只动物比让它受苦是更难的问题，因为对于没有对自身未来之感知的存在者来说，这可能分量较轻。

持此立场者

• 杰里米·边沁1748–1832
• 彼得·辛格1946年生

反对任何利用的权利

雷根直接回应辛格（《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1983）：功利主义把个体仅仅当作快乐和痛苦的容器，其损失可以被别处的收益抵消。与此相反，每一个“生命的主体”——有信念、欲望、记忆、对自己未来的感知，以及对自己要紧的福祉的存在者——都有自身固有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是平等的，不取决于它对他人的用处；随之而来的是受到尊重对待的权利，首先是不为他人的利益而受到伤害的权利。一岁及以上、心智正常的哺乳动物是明确的例子，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动物。由此得出的不是改革，而是废除：废除商业化动物养殖、有害的实验，以及为娱乐和贸易而进行的狩猎和设陷捕猎。法学家加里·弗兰乔内（Gary Francione）从法律角度表述这一思想（《Animals, Property, and the Law》，1995；《Introduction to Animal Rights》，2000）：只要动物是财产，与其所有者利益的冲突就总是以不利于它们的方式裁决；因此，所有有感受能力的存在者都需要一项权利——不被当作财产对待——而对个人来说，一致的回应就是纯素。

持此立场者

• 汤姆·雷根1938–2017

目的本身

科尔斯戈德作为康德主义者，反对康德本人的观点，即我们只对理性存在者负有义务（《Fellow Creatures》，2018）。她区分了一个存在者可以作为目的本身的两种意义。在主动的意义上，只有理性存在者是目的本身，因为只有它们能为自己、也为彼此立法；在被动的意义上，每一个拥有自身之善的存在者都是目的本身，因为它的善必须被视为绝对的善——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理由，而不仅仅对它自己。当我们把自己当作目的来珍视时，我们也把自己作为有生命的存在者来珍视，对这样的存在者来说事情可以变好或变坏，而这是我们与其他动物共有的。动物不能参与道德立法，但我们必须着眼于它们的善来立法：我们对它们负有的，是对它们本身负有的，而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仅仅把它们当作手段，比如为了吃而饲养和宰杀它们，就侵犯了这一要求。

持此立场者

• 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1952年生

正义与能力

努斯鲍姆把这个问题视为正义问题，而非同情问题（《Frontiers of Justice》，2006；《Justice for Animals》，2023）。社会契约理论，包括罗尔斯的理论，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只包括能够参与契约的人。相反，按照能力进路，每一个有感受能力的动物都有自身的尊严，有权获得按照其物种的生活形式繁盛的真实机会——活动、嬉戏、建立关系、运用感官、免于疼痛。这些资格是完整意义上的权利：法律和政治应当保障它们，由人类代表替动物发言，就像别人替幼儿发言一样。由于不同物种的能力各不相同，权利也各不相同；而由于人类活动如今也塑造着野生动物的生活，正义的义务也延及它们。

持此立场者

• 玛莎·努斯鲍姆1947年生

政治权利：公民、主权者、居民

苏·唐纳森（Sue Donaldson）和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Zoopolis》，2011）接受动物权利理论的基本消极权利——不被杀死、折磨、禁闭或占有——但认为这种理论对人与动物之间的不同关系说得太少。他们提出一种以公民身份为模型的政治理论。驯养动物是人类通过繁育带入自己社会的，它们应当成为共同公民，其利益在制定共同规则时得到考虑，由人类来解读它们的偏好；野生动物在自己的领地上构成主权共同体，人类对它们负有不干涉的义务，并在人类活动影响到它们时给予公平条件；而像鸽子、老鼠或城市狐狸这样的“阈限”动物，生活在我们中间却未被驯养，是拥有稳定居留权但相互义务较少的居民。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对动物负有什么，不仅取决于它们能感受和做什么，也取决于我们与它们所处的关系。

关于动物的义务，而非权利

康德认为，我们只对能够以道德法则约束自己的存在者负有义务。虐待动物仍然被禁止，但那是对我们自己的义务：它会使我们对它们痛苦的同情变得迟钝，从而削弱一种有助于我们与他人相处时的道德的自然禀赋（《道德形而上学》，1797，第17节）。契约主义者给了这一观点现代形式。在彼得·卡拉瑟斯（Peter Carruthers）看来（《The Animals Issue》，1992），道德权利来自理性行动者能够一致同意的规则；动物不能参与这种同意，因而没有权利，尽管虐待作为恶劣品格的表现仍然是错的。卡尔·科恩（Carl Cohen）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86）上主张，权利只存在于能够彼此提出道德要求的存在者的共同体之中，同时承认我们有义务不让动物遭受无谓的痛苦。常见的反驳是“边缘情形”论证：按照这类观点，婴儿或有严重认知障碍的人怎么可能拥有权利？辩护者回答说，权利属于其成员通常具有这些能力的那一类存在者，或者说是我们与这些人的关系赋予了他们地位；批评者则认为，这两种回答最终仍是诉诸物种归属。

持此立场者

•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