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实验

医学收益的辩护

经典的现代论证由哲学家卡尔·科恩（Carl Cohen）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86）上提出。他主张动物没有权利，因为权利只产生于能够彼此提出道德要求的存在者之间；我们固然有义务不给它们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但减轻人类疾病的研究并非不必要。而且后果的权衡也支持它：胰岛素、脊髓灰质炎疫苗、青霉素等抗生素以及许多外科技术，都是借助动物研发或检验的，而且大多数监管机构至今仍要求新药在给人使用之前先在动物身上试验。科恩还为辛格所说的物种歧视辩护：给予人类利益更大的分量不是偏见，而是“正确行为所必需的”。更早的辩护者得出的结论较窄。边沁认为，对动物进行痛苦的实验并无不妥，“只要实验有确定的、有益于人类的目的，并有实现它的合理前景”（1825）；支持以法律限制活体解剖的达尔文在1881年写道，谁阻碍生理学的进步，谁就“犯下了危害人类的罪行”。

持此立场者

• 杰里米·边沁1748–1832
•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替代、减少、优化

康德就已认为，“仅仅为了思辨而进行的折磨性的身体实验，如果没有它们也能达到目的，就是应当厌恶的”（《道德形而上学》，1797，第17节）。动物学家威廉·拉塞尔（William Russell）和微生物学家雷克斯·伯奇（Rex Burch）把这类思想变成了一套方案（《The Principles of Humane Experimental Technique》，1959）：凡有可能，就用其他方法替代动物；把动物数量减少到获得可靠结果所需的最低限度；优化操作，使其尽可能少地造成疼痛和痛苦。如今，“3R原则”是许多国家法律和准则的基础，其中包括欧盟第2010/63/EU号指令，该指令还要求每个项目都须获得批准，每项操作都须按严重程度分级。本着同样的精神，欧盟分阶段禁止了化妆品的动物试验，并于2013年以销售禁令收尾；在美国，《FDA现代化法案2.0》（2022）取消了新药必须进行动物试验的法律要求。这一立场是务实的：它承认有些实验仍有必要，但把每一项实验都视为必须加以论证、并应尽快避免的代价。它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批评——研究者担心伤害–收益审查会阻碍价值无法事先得知的基础研究，动物保护者则反驳说，3R原则规范了对动物的利用，却没有质疑这种利用本身。

持此立场者

•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

物种重叠论证

辛格向实验者提出一个一致性的问题（《动物解放》，1975）：如果这是挽救许多生命的唯一途径，他们是否愿意在一个患有严重且不可逆脑损伤的孤儿婴儿身上进行实验？如果不愿意，而他们却愿意使用一只至少同样有意识、同样能够受苦的猴子或狗，那么他们的选择就仅仅基于物种。由于有些人的能力并不比有些动物更强，任何把所有动物排除在平等考量之外的标准，要么也会把某些人排除在外，要么归结为物种归属本身。这一论证长期被称为“边缘情形”论证；在奥斯卡·奥尔塔（Oscar Horta，2014）之后，如今人们常称之为物种重叠论证。辛格的结论并不是绝对的禁令：一项真正能挽救许多生命的实验或许可以得到辩护——但按照同样的推理，在一个能力相当的人身上进行的实验也可能如此。那些没有人会认为可以在这样一个人身上进行的实验——在他看来，当今进行的大多数实验都属于此类——在动物身上同样没有正当理由。

持此立场者

• 彼得·辛格1946年生

无论收益多大，都不得进行有害的利用

对雷根来说，收益的大小并不能决定这个问题（《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1983）。实验动物是生命的主体，有权不为他人的利益而受到伤害；把它们当作人类健康的手段，就是把它们的价值当作在于其用处，而对于任何人类受试者，我们都不会接受这一点。因此，权利观要求的不是改善实验室的条件，而是彻底废除对动物的有害研究——“不是更大的笼子，而是空的笼子”——即便这种研究可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其辩护者接受这一代价：有些知识会来得更晚，或者根本不会到来。他们把这与禁止未经本人同意对人进行实验相比较，后者同样减缓了研究，而如今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一代价过高。

持此立场者

• 汤姆·雷根1938–2017

预测能力差？可转化性与替代方法

另一个论证是经验性的：动物实验不仅在伦理上代价高昂，而且常常不能很好地预测人体内会发生什么。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中约有十分之九在那里失败，最常见的原因是它们被证明无效或毒性过大，尽管它们通过了动物试验（孙等人，2022）；本杰明·伊奈兴（Benjamin Ineichen）及其同事（2024）的一项综述性评价发现，在动物身上测试过的疗法中，约有一半进入了人体研究，但只有5%获得批准。动物研究的辩护者指出，同一项评价发现动物研究与人体研究的阳性结果之间有86%的一致性，而且失败也有其他原因，其中包括双方研究设计不佳。与此同时，不用动物的方法正在迅速发展——人类细胞培养、类器官和“器官芯片”、计算机模型以及对人类数据的更好利用——2025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宣布了逐步取消动物试验要求的计划，从单克隆抗体开始。支持者看到了一种既更人道、又与人类更相关的研究的机会；怀疑者则强调，对整个机体的影响，例如对免疫系统或在妊娠期的影响，目前还不能在没有动物的情况下可靠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