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及其界限

思想的自由交流

密尔的《论自由》（1859）给出了经典论证。被压制的意见可能是真的；即使是错误的意见通常也包含部分真理；而一个从未受到质疑的既定真理会变成“僵死的教条”，人们抱持它却并不理解。密尔所担心的不止是国家审查：他接续托克维尔对“多数人的暴政”的警告，主张还需要“防范占优势的舆论和情感的暴政”。只有对他人的伤害才能证明强制的正当性，而冒犯本身不是伤害。今天批评“取消文化”的人，以及娜丁·斯特罗森（Nadine Strossen，《HATE》，2018）等公民自由主义者，在这一传统中论证：对坏言论的回答是更多的言论，而不是惩罚或排斥。

持此立场者

•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
•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

尊严与仇恨言论的伤害

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The Harm in Hate Speech》，2012）认为，这场争论被错误地框定为关于冒犯的争论。仇恨言论——把一个群体描绘成害虫或罪犯的传单、海报和帖子——攻击的是一种公共善：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的保证，即自己会被当作平等者对待，并能不带恐惧地生活。大多数欧洲民主国家所拥有的反对诽谤群体的法律，保护的正是这种尊严；它们针对的是对社会环境可见而持久的损毁，而非意见本身。罗纳德·德沃金反对说，这类法律损害民主的合法性：只有当每个人，包括怀有仇恨观点的人，都被允许发声反对法律时，法律才能公平地约束公民。

使人从属并使其沉默的言论

麦金农（《Only Words》，1993）认为，有些言论不仅是思想的表达，而且是一种行为：在她看来，色情和骚扰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应属于平等法的范围，而不仅仅是言论自由法的范围。蕾·兰顿（Rae Langton，1993）在言语行为理论中为这一论证找到了基础：言辞可以给人排位并使歧视合法化，还可以通过使他人的话语无法算作其本意而使其“沉默”——比如女性的拒绝没有被当作拒绝。朱迪丝·巴特勒（《Excitable Speech》，1997）同样关切伤害性言论，却反对这一补救办法：禁止它的法律把一种国家常用来对付少数群体的权力交给了国家，而言辞可以被重新赋义，并被调转用来对付那些用它来伤人的人。

持此立场者

• 凯瑟琳·A. 麦金农1946年生

宽容的界限

波普尔1945年提出了“宽容的悖论”：“无限制的宽容必将导致宽容的消失。”因此，宽容的社会可以主张有权压制不宽容者——但波普尔补充说，只要还能以理性论证反驳他们、以公共舆论约束他们，压制就是最不明智的；只有当他们拒绝论证、以暴力回应时，这种权利才适用。马尔库塞的《压抑性宽容》（1965）走得远得多：在权力不平等的社会中，中立的宽容保护现状，而“解放性宽容”将意味着对右翼运动不宽容、对左翼运动宽容。自由主义批评者反对说，这等于把决定谁可以发言的权威交给了声称知晓历史方向的人——而这恰恰是言论自由要求不得授予任何人的权力。

持此立场者

• 卡尔·波普尔1902–1994
•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

学术自由不是言论自由

罗伯特·波斯特（Robert Post，《Democracy, Expertise, and Academic Freedom》，2012）认为，学术自由保护的并非每种意见被听取的平等权利，而是另一种东西：学者依其学科的专业标准追求知识的自由，独立于政府、捐赠者和大学领导。大学必须评判、排序并排除观念——在聘用、评分和同行评议中——这是它的职责，而不是审查；威胁它的是政治压力——无论来自哪一方——取代了学术判断。韦伯早在《以学术为业》（1917年的一次演讲）中就警告说，讲堂不是进行政治预言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学生必须保持沉默。批评者回应说，学科标准本身也可能固化为正统，所以领域内的异见者需要密尔所捍卫的更广泛的保护。

持此立场者

• 马克斯·韦伯1864–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