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卡尔事件

捍卫证据——也捍卫左派

索卡尔认为，这场恶作剧暴露了部分人文学科在思想严谨性上的衰退：编者发表了一篇关于量子物理的文章，却没有请教任何懂行的人，只因为他们喜欢它的结论。他强调，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它的属性不能被还原为社会建构，事实和证据是重要的。他把这场戏仿说成是在捍卫左派自身的理性传统，反对认识论相对主义；他解释说，自己是左派（也是女性主义者），是出于证据和逻辑，而不是不顾证据和逻辑。索卡尔和布里克蒙在书中声明，他们的矛头所指并非整体意义上的哲学、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而是针对具体的滥用——在不理解、不加论证的情况下使用科学术语——以及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混乱。

背信与对科学社会研究的歪曲

《社会文本》的编者布鲁斯·罗宾斯和安德鲁·罗斯称这一欺骗是“违背伦理”的行为，会使期刊对不知名的作者心生猜疑；他们写道，把这一决定解读为文化研究破产的证据“是荒谬的”。出版《社会文本》的杜克大学出版社主任斯坦利·费什在《纽约时报》上辩称，被社会建构的并不是世界，而是我们认识它的方式——正如棒球中的“好球”和“坏球”既是建构的、又是真实的。拉图尔把这场争论看作一场跨大西洋的战争，在其中法国被描绘成一种输出思想毒品的哥伦比亚。德里达在《世界报》上回应（《索卡尔和布里克蒙不严肃》，1997年）说，认真研究科学隐喻需要仔细阅读——而在他看来，这并没有做到。

持此立场者

• 雅克·德里达1930–2004
• 布鲁诺·拉图尔1947–2022

一场恶作剧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什么

第三种解读主要从编辑惯例和跨学科工作的条件中寻找教训。正如编者所强调的，《社会文本》是一份不经同行评审、由编辑集体出版、属于独立左派“小杂志”传统的刊物。新闻学学者杰伊·罗森在《Tikkun》（1996年）上主张，编者本应立即承认错误，并公开检讨自己降低了哪些标准，才接受了一篇他们既不理解也不看重的文章。索卡尔本人也承认（1998年），仅发表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不了多少：它并不表明文化研究或科学社会学是胡说，只表明一份期刊的编者在没有请教任何内行的情况下，发表了他们无法判断的物理学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