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还是再分配？身份政治

承认是人类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

泰勒在《承认的政治》（1992）中论证说，我们的身份是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形成的，因此被误认——通过一幅贬低的图景被看待——会造成真正的伤害：“应得的承认不只是我们对人们应有的礼貌。它是人类的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现代社会把对待所有人一视同仁的平等尊严政治，与要求承认不同身份的差异政治结合在一起——二者可能发生冲突。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1992）把社会冲突追溯到爱、权利和社会尊重这三个领域中遭受蔑视的体验，并认为即使关于工资的争执，在根本上也是关于一种贡献被重视程度的斗争。

持此立场者

• 查尔斯·泰勒1931年生
• 阿克塞尔·霍耐特1949年生

再分配与承认

弗雷泽认为，正义有两个不可还原的维度：经济维度，其中人们被剥夺资源；文化维度，其中人们被剥夺地位。她的“地位模型”不把误认视为对身份的损害，而是视为阻止人们作为平等者参与社会生活的制度化从属；正义的标准是“参与平等”。早在1990年代，她就警告说，从再分配转向承认的潮流发生的时机，恰好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正在扩大不平等之时，她后来把市场自由主义与多元政治的联盟称为“进步的新自由主义”。在二人合著的《再分配还是承认？》（2003）中，霍耐特回应说，承认是更基本的范畴，分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持此立场者

• 南希·弗雷泽1947年生

交叉性

克伦肖（1989）表明，分别审查种族和性别的反歧视法让黑人女性落了空：在 DeGraffenreid v. General Motors（1976）一案中，法院驳回了她们的诉求，理由是该公司雇用了黑人（实际上是男性）和女性（实际上是白人女性）。她把这种歧视形式的重叠称为“交叉性”。按这种看法，身份政治不是问题，而是必要的工具——前提是它关注群体内部的差异，并像康巴希河集体所意图的那样，跨群体建立联盟。批评者反对说，越来越细的群体类别使共同政治更难；辩护者回应说，忽视这些类别只是把每个群体中最有特权的成员的经验普遍化。

持此立场者

• 金伯莉·克伦肖1959年生

回到普遍主义

苏珊·奈曼（Susan Neiman，《Left Is Not Woke》，2023）认为，今天左翼的一部分抛弃了曾经定义它的那些理念——普遍主义而非部落主义、对正义与权力的清晰区分，以及进步的可能性——因而在不知不觉间滑向与右翼共有的假设。弗朗西斯·福山（《Identity》，2018）把对尊严的要求看作左翼和右翼共有的强大政治力量，民主国家只能通过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国家认同来引导它。阿皮亚（《The Lies That Bind》，2018）认为，信仰、国家、肤色、阶级和文化的身份是真实的，但建立在共同本质的神话之上；最好是松散地持有它们，把它们当作对话的起点，而不是边界。批评者回应说，普遍立场太常是掌权者的特殊立场。

持此立场者

• 夸梅·安东尼·阿皮亚1954年生

精英俘获

哲学家奥卢费米·O·塔伊沃（Olúfẹ́mi O. Táíwò，《Elite Capture》，2022）承认知识受社会位置塑造，但批评他所说的“顺从政治”：把麦克风交给房间里最边缘化的人。他指出，房间里的人很少是受影响最大的人——他们通常是已经足够有特权、因而能到场的人——而顺从并未触动把其他人拒之门外的结构。运动和机构就这样被使用身份语言来谋取自身利益的精英“俘获”。他呼吁的不是象征性的承认，而是“建构性政治”，即建立新的制度并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