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边界还是封闭边界？移民伦理

开放边界

约瑟夫·卡林斯（Joseph Carens，1987）论证说：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公民身份所起的作用，正如封建等级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种凭出生获得的、大大改善人生前景的地位。如果出生地在道德上与阶级或肤色一样任意，而国内迁徙自由被视为一项基本自由，那么仅仅因为人们生在别处就把他们拒之门外，就很难证成。自由平等主义、自由至上主义（迈克尔·休默，2010）和功利主义的论证在此汇合：经济学家估计，更自由的流动可以大大增加全球财富，其中大部分惠及最贫穷的人。卡林斯接受极端情形下的限制，如对公共秩序的威胁，但把证成的责任放在排斥一方。

决定谁属于共同体的权利

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1983）论证说，政治共同体就像俱乐部或家庭一样，只有控制自己的成员资格，才能保持具有自身特性的共同体：接纳与排斥处于自决的核心。戴维·米勒（David Miller，《Strangers in Our Midst》，2016）捍卫一种“弱世界主义”：每个人的基本人权同等重要，但公民可以优先考虑同胞，并通过民主方式决定接纳多少和哪些移民，只要他们尊重难民的主张并公平对待新来者。克里斯托弗·希思·韦尔曼（Christopher Heath Wellman，2008）把排斥的权利建立在结社自由之上，而结社自由包括不结社的自由。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Exodus》，2013）则补充了对社会信任以及对技术人才离开贫穷国家的担忧。

好客与拥有权利的权利

康德的《论永久和平》（1795）赋予每个陌生人一项世界公民的“好客”权利：抵达时不被敌视对待，且如果被遣返意味着其毁灭则不得被拒——这是访问的权利，还不是居留的权利。阿伦特本人多年无国籍，她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无国籍者的命运中得出结论：没有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资格，人权就没有多少意义——无国籍者所失去的是“拥有权利的权利”。本哈比卜（《The Rights of Others》，2004）以二者为基础：民主国家可以界定自己的成员资格，但庇护的人权以及为长期居民提供的入籍途径限制了这种权力，而“人民”的边界在“民主迭代”中一再被重新协商。

持此立场者

•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
• 汉娜·阿伦特1906–1975
• 赛拉·本哈比卜1950年生

移民是被制造出来的

萨森（《Guests and Aliens》，1999）论证说，移民并不仅仅是贫穷推出去、富裕吸进来的结果：大多数穷人从不迁移。大规模的流动沿着特定的桥梁进行——殖民联系、外国投资、军事干预和劳动力招募，如西德自1955年起招募“客籍工人”——这些桥梁是接收国自己建造的；而欧洲自身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的历史。移民社会学家补充说，许多移民过着在两个社会之间的跨国生活。因此，把移民视为必须在边境阻止的外部威胁的政策，误读了一个接收国自身参与其中的过程——这并不能解决规范性问题，但改变了它的条件。

持此立场者

• 萨斯基亚·萨森1947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