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与公共领域

新的结构转型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中，哈贝马斯追溯了由咖啡馆、沙龙和期刊构成的资产阶级公众如何出现，后来又如何被商业大众媒体吸纳。六十年后（《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与协商政治》，2022），他论证说，平台正在带来又一次转型：它们让每个用户都成为作者，却不对流通的内容承担任何编辑责任，于是公众碎裂为自我指涉的、相互封闭的领域，其中的论证不再需要在所有其他论证面前接受检验。他的结论是，维持一种使包容性公众成为可能的媒体结构，不是政治偏好的问题，而是宪法的要求。

持此立场者

•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2026

信息统治

韩炳哲认为，数字公众已经根本不再是话语的空间。在“信息体制”（《Infocracy》，2021）中，权力不是通过压制而是通过数据、可见性和对注意力的持续刺激起作用；信息与论证不同，它短暂而零碎，没有留下话语所需要的缓慢倾听的时间。更早时（《In the Swarm》，2013），他把数字人群描述为一群孤立个体组成的蜂群，它能制造愤怒的浪潮，却无法形成能够采取政治行动的共同的“我们”。

持此立场者

• 韩炳哲1959年生

独异者的注意力市场

雷克维茨（《独异性社会》，2017）把社交媒体置于晚期现代性更广泛的转变之中：社会尊重越来越少地给予标准的、普遍的东西，而越来越多地给予显得独一无二的东西——独异的人、地方、体验和事物。他论证说，数字技术是这种独异化的强大引擎，每个人都通过呈现一个精心策划的、与众不同的自我来竞争可见度和注意力。其结果不仅是碎片化，还有一道新的社会鸿沟：一边是在这些注意力市场中成功的人，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中产阶级，另一边是生活方式被视为平庸而失去尊重的人。

持此立场者

• 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1970年生

从来没有单一的公众

系统论者怀疑存在一个人人在其中审议的单一公众这一前提本身。卢曼认为，“我们对社会，乃至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大众媒体获得的”，大众媒体通过选择新奇的、冲突性的、可量化的事物来建构现实——而不是通过理性辩论。阿明·纳塞希（Armin Nassehi，《Muster》，2019）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化并不是从外部入侵现代社会，而是回应了它长期以来通过数据和模式使自身可见的习惯。按这种看法，今天所哀叹的碎片化，反映的是一个一向分化为多种视角的社会，而对统一公众的怀旧，掩盖了旧公众容纳的声音是多么少——南希·弗雷泽等女性主义批评者早在1990年就对哈贝马斯的论述提出过这一反对意见。

持此立场者

• 尼克拉斯·卢曼1927–1998
• 南希·弗雷泽1947年生

检视证据

经验研究者告诫人们不要假定未经证明的效应。阿克塞尔·布伦斯（Axel Bruns，《Are Filter Bubbles Real?》，2019）几乎找不到证据表明算法把大多数用户困在封闭的信息世界里；许多人在网上接触到的信源比线下更广，而极化往往取决于他们如何解读所见内容。在研究者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与 Meta 合作进行的大型实验中，改变用户的信息流——例如改为按时间顺序排列，或减少来自观点相近信源的内容——改变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但在三个月内没有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Guess 等人发表于《科学》，Nyhan 等人发表于《自然》，2023）。研究者强调，这并不能解决长期效应的问题；乔纳森·海特与坎迪斯·奥杰斯（Candice Odgers）等批评者之间关于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争论，也同样取决于证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