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与种族主义

肤色界线与生活经验

杜波依斯宣称“二十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线的问题”，并描述了美国黑人的“双重意识”，他们总是通过一个以轻蔑眼光看待他们的世界的眼睛来看自己。法农从现象学上分析了同样的经验：在《黑皮肤，白面具》（1952）中，他描述了一个白人孩子的目光如何把他固定为一个种族对象。按这种观点，种族必须首先通过生活经验和产生它的结构来理解。夸梅·安东尼·阿皮亚（《未完成的论证》，1985）反驳说，杜波依斯在《种族的保存》（1897）中给出的历史的、文化的种族定义，仍然依赖于它本想取代的那个生物学概念。

持此立场者

• W. E. B. 杜波依斯1868–1963
• 弗朗茨·法农1925–1961

种族是幻觉

阿皮亚主张，不存在日常概念所假定的那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所以严格来说，自然中没有任何东西对应这个词。尽管如此，种族身份是人们与之共处的真实的社会事实，它们可以提供团结和意义。但它们也附带着可能约束个人的“脚本”，所以阿皮亚劝我们对它们持淡然的态度，而不要让它们界定我们是谁。卢修斯·奥特洛（《论种族与哲学》，1996）和奇克·杰弗斯反驳说，种族可以是值得保存的文化共同体，而放弃这个概念会削弱命名种族主义所需要的语言。

持此立场者

• 夸梅·安东尼·阿皮亚1954年生

种族是社会位置

哈斯兰格同意种族不是生物学的，但主张它并不因此而不真实：种族是特权与从属的社会位置，依据被认为的祖先和肤色等身体特征而被指派。像金钱或公民身份一样，它们通过社会实践而存在，并有非常真实的效果。清楚地命名它们，对拆除这种等级体系是必要的——她的目标是一个如此界定的种族不复存在的世界。奇克·杰弗斯（《什么是种族？四种哲学观点》，2019）反驳说，用从属来界定种族，没有给许多人在种族身份中发现的积极文化意义留下余地。

持此立场者

• 萨莉·哈斯兰格1955年生

作为政治体系的种族主义

米尔斯在《种族契约》（1997）中主张，向所有人许诺平等的现代社会契约论，实际上建立在白人之间一项不言明的协议之上，即把非白人当作不完全的人。因此，白人至上在自由民主国家中不是一种反常，而是一种自成一体的政治体系，由“白人无知”——对种族不正义的一种结构性的不知——所维持。米尔斯并不拒斥自由主义，而是呼吁一种直面这段历史的“黑人激进自由主义”。汤米·谢尔比（《种族现实与矫正正义》，2013）反驳说，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本就可以应对种族压迫遗留的不利条件，所以理想理论提供了纠正它们的标准。

持此立场者

• 查尔斯·W. 米尔斯1951–2021

作为稀薄的生物学实在的种族

迈克尔·哈迪蒙（《重新思考种族》，2017）把已声名扫地的“种族本质论”概念——它把种族与性格或智力的本质联系起来——与一种极简的概念区分开来：在与地理祖先相对应的可见特征模式上有所不同的人群。他主张，这种稀薄意义上的种族是存在的。奎恩肖恩·斯宾塞（《种族问题的激进方案》，2014）主张，在美国的用法中，“种族”指称一组五个人群（仅凭遗传祖源来界定）——大致是非洲、东亚、欧亚、美洲原住民和大洋洲人群——遗传聚类研究在某一分析层次上恢复了它们；他后来为一种多元论辩护，即种族在某些情境中是生物学上真实的，在另一些情境中是社会意义上真实的。两人都拒绝对种族作任何排序。亚当·霍奇曼（《反对新种族自然主义》，2013）反驳说，这类大陆聚类是任意而肤浅的分组，按适用于其他动物的标准，它们不会被算作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