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之争

批判理性主义

波普尔的论纲从我们的知识与无知之间的张力出发：一切科学，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始于问题，并通过提出尝试性的解答、再设法反驳它们而前进。客观性不在于单个研究者的中立——研究者总有自己的价值和利益——而在于公开的相互批评。汉斯·阿尔伯特针对哈贝马斯为这一立场辩护（《总体理性的神话》，1964年）：诉诸一个无法检验的社会“总体”，会使辩证法的主张免于批评，而批判理性主义则把批评也扩展到价值和政治实践上。在《理性还是革命？》（1970年）中，波普尔抱怨说，人们没有讨论他的论纲，只是给他贴上了“实证主义者”的标签。

持此立场者

• 卡尔·波普尔1902–1994

辩证的社会批判

阿多诺回答说，社会不是由一个个孤立问题构成的领域，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总体，任何从自然科学借来的方法都无法把握它；方法必须服从对象，而且只有能够把社会设想为与现存不同的人，社会才会成为一个“问题”。哈贝马斯在1963年和1964年进一步尖锐化了这一点：一种只承认可检验陈述的科学理论，把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交给单纯的决断，从而把理性切成两半——一种“被实证主义割裂的理性主义”。他认为，社会科学必须反思引导它的兴趣，正如他后来在《认识与兴趣》（1968年）中所阐述的那样。

持此立场者

• 西奥多·W. 阿多诺1903–1969
•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2026

一场没有真正交锋的争论？

拉尔夫·达伦多夫在他对图宾根讨论的评论（1962年）中遗憾地指出，讨论缺乏与实际分歧相称的激烈程度；两位报告人显得出人意料地一致。后来的研究把争论中受时代局限的论战与其持久的问题区分开来。汉斯-约阿希姆·达姆斯（《实证主义之争》，1994年）部分依据档案材料，重构了1930—1940年代流亡期间法兰克福学派与维也纳学派之间更早的交锋；杰弗里·斯托克斯（2016年）则指出，波普尔与哈贝马斯为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普遍主义”提出了趋同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