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与塞尔论言语行为

可重复性：没有符号受制于它的语境

德里达认为，一个标记只有在它的发送者、接收者和原初情境都不在场时仍能被重复，才能作为符号起作用。这种“可重复性”不是降临在日常言语上的偶然事故，而是一切交流的条件，施行话语也不例外：“如果一个施行话语的表述不重复一个‘编码的’或可重复的话语……它能成功吗？”因此，奥斯汀排除被引用的和被表演的话语，恰恰排除了使言语行为成为可能的东西；没有一个语境能被完全确定，意图也无法完全支配话语的意义。在1988年的后记中，德里达把他早先的说法“文本之外别无他物”（il n’y a pas de hors-texte）解释为“语境之外别无他物”。

持此立场者

• 雅克·德里达1930–2004

意图、约定与一个合理的排除

塞尔回应说，德里达在几个决定性的方面曲解并歪曲了奥斯汀的立场。奥斯汀把虚构和舞台排除在外，是一种研究策略，而不是形而上学：假装的许诺在逻辑上依赖于严肃的许诺，所以必须先分析严肃的情形，“寄生”一词表示的是这种逻辑依赖，而不是较低的价值。塞尔认为，可重复性并不威胁意图；恰恰是可重复的约定，使说话者能够表达意图、听者能够理解意图。在他看来，德里达还把可重复性与文字的持久性混为一谈——文字之所以能比作者和语境存留得更久，其原因与使引用成为可能的原因截然不同。

持此立场者

• 约翰·塞尔1932–2025

两种传统之间一次错过的相遇

许多后来的读者与其说把这场交锋看作一场有胜负的较量，不如说看作一次只部分发生了的相遇。塞尔本人在回应的开头就提醒，不要把它当作两大哲学传统之间的对峙——在他看来，原因在于德里达误读了奥斯汀。此后的接受一直存在分歧：乔纳森·卡勒（《论解构》，1982年）为德里达的解读辩护，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年）则与塞尔一道，坚持区分严肃的语言使用与“寄生性”的语言使用。拉乌尔·莫阿蒂（《德里达/塞尔》，2009年；英译本2014年）把分歧追溯到对意向性的两种理解——德里达从胡塞尔出发作现象学的理解，塞尔则作语用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