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与海德格尔在达沃斯

有限的存在者，客观的形式

卡西尔并不否认人是有限的，但他以数学自然科学和道德中的必然有效性为据，反对海德格尔对有限性的极端强调：这些真理并不取决于把握它们的那个有限存在者。卡西尔承认，人无法跃入一个真实的无限；但人在语言、神话、艺术和科学这些符号形式中建立起一个共同的意义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尔借席勒的诗句说，人的无限性从精神的王国中涌流而出。在1931年对海德格尔康德书的书评中，卡西尔强调康德思想的伦理和审美方面，有限性的立场正是被安置在这些方面之中。

持此立场者

• 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

有限性作为形而上学的根基

海德格尔不把《纯粹理性批判》读作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他认为马堡新康德主义者是这样读的），而是读作对形而上学的奠基。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因为它必须接受它自己并不创造的东西；海德格尔把先验想象力置于这种认识的根部，并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论证说，康德本人在第二版中从这一根源面前退缩了。在海德格尔看来，即便是以命令形式发号施令的道德法则，也指向一个有限的存在者。他在达沃斯说，哲学的任务不是安居于文化的作品之中，而是把人抛回到其命运的严酷之中。

持此立场者

•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

分道扬镳——还是后来的传说？

迈克尔·弗里德曼（《分道扬镳》，2000年）把达沃斯解读为一个转折点：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都受新康德主义塑造、彼此共有的问题，从这里开始分化为后来的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而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则是最后一次调和的尝试；1929年3月30日，卡尔纳普在达沃斯与海德格尔一同散步。彼得·E. 戈登（《大陆分水岭》，2010年）看到的是两种人的形象——自发性与被抛性——之间的较量，并且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当时在场的人从政治角度理解这场辩论：自由人文主义对抗兴起中的民族主义这一图景，是在后来的回忆中才形成的。与此不同，约翰·迈克尔·克罗伊斯指出，针对赫尔曼·柯亨的马堡学派的反犹攻击，构成了卡西尔为新康德主义辩护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