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与萨特论反抗与历史

知道自身界限的反抗

加缪区分反抗与革命。对压迫说“不”的反抗者，同时也肯定了一个界限以及与他人的团结——“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而那些把历史当作最高法庭、把其许诺的终点当作当下杀戮之理由的革命，则会蜕变为恐怖。他在回信中抱怨让松回避了该书真正的论点——反抗本身所揭示的界限、对马克思主义预言和“客观罪责”的批判——却把一种观点强加给他，即一切恶都在历史之中、一切善都在历史之外。他写道，批评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心照不宣的教条来捍卫，却不敢把它作为一种公开的政治来主张。

持此立场者

• 阿尔贝·加缪1913–1960

没有历史之外的立足点

萨特回答说，没有人能从外部评判历史：问题不在于历史是否有意义、我们是否屈尊参与其中，而在于既然我们已经深陷其中，就要设法赋予它在我们看来最好的意义。即便存在超越历史的价值，它们也只能在人的行动中显现，而人的行动按定义就是历史性的；一种拒绝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作出选择的反抗，最终会为既有秩序服务。萨特同意苏联劳改营不可接受，但认为所谓资产阶级报刊每天对它们的利用同样不可接受。让松此前则提出，这本书忽视了革命的历史和经济条件，并且正受到右派的喝彩。

持此立场者

• 让-保罗·萨特1905–1980

两个一半的真理？

一些后来的解读把这场争论当作冷战的道德剧，认为加缪干脆就是对的。罗纳德·阿伦森（《加缪与萨特》，2004年）——他也是《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加缪词条的作者——反对这种胜负式的结论：在他看来，冷战把这两位朋友推入了对立的阵营，而每人只看到了一半的真理——加缪看到了革命暴力的危险，萨特看到了内嵌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之中的、压迫性社会关系的日常暴力。阿伦森认为，两人都有所偏取；他们在各自的作品中间接地继续争论，直到加缪1960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