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之争

比较、语境与民族历史

诺尔特问道，布尔什维克的“阶级谋杀”难道不是纳粹“种族谋杀”的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先导，并认为二者很可能存在因果联系（此后的历史研究已否定这一论点）；同时他坚持，纳粹的生物学灭绝行动“有质的不同”，任何大屠杀都不能被另一场大屠杀“正当化”。希尔格鲁伯（《两种覆灭》，1986年）要求书写1944—1945年东部崩溃的历史学家，认同那里德国居民的具体命运以及保护他们的军队；该书的第二篇文章论述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施蒂默尔（《无历史之国的历史》，1986年）警告说，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里，谁填充记忆、塑造概念、诠释过去，谁就赢得未来。受到攻击的四人立场差异很大；他们指责哈贝马斯不当引用，并援引学术自由。

反对辩护倾向：宪法爱国主义

哈贝马斯认为，诺尔特、希尔格鲁伯、施蒂默尔和希尔德布兰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试图让修正主义的历史为以民族主义方式翻新一种传统认同而服务；他写道，诺尔特把纳粹罪行解释为对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回应，使之变得可以理解，从而剥夺了它们的独特性。针对希尔格鲁伯所选取的视角，他提出了希尔格鲁伯自己也提到的（追随诺贝特·布吕姆）一个事实：集中营里的杀戮只有在德国东线还守得住的时候才能继续下去。他并不拒绝历史的距离本身：进行历史化的疏离完全可以得到充分的辩护，只要它服务于反思性的记忆。他把联邦德国向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的开放称为战后时期重大的思想成就，并认为只有“宪法爱国主义”才不会使德国人疏离西方——一种对普遍主义原则的认同，它在德国只有在奥斯维辛之后、并且通过奥斯维辛才得以形成。

持此立场者

• 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2026

比较——但不接受因果论

许多反对诺尔特的历史学家接受比较，却拒绝他的因果论点。于尔根·科卡在1988年认为，把纳粹与斯大林主义的大规模罪行相比较是正当的，也并不新鲜；但诺尔特所说的因果联系没有任何经验证据，冷静的比较首先揭示的是纳粹恐怖的特殊之处。埃伯哈德·耶克尔认为屠杀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此前从未有一个国家以其领袖的权威决定并宣布，要尽可能彻底地杀死一个人群，包括老人、妇女、儿童和婴儿，并动用一切权力手段付诸实施。1985年曾呼吁对纳粹主义进行“历史化”的马丁·布罗萨特，明确把它与道德上的相对化区分开来（1987年与索尔·弗里德兰德尔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