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增长还是去增长？

绿色增长

绿色增长的辩护者认为，损害气候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化石能源。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富裕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削减了碳排放——在十八个发达经济体中，排放连续十年或更长时间下降（科琳娜·勒凯雷及同事，2019）——而太阳能、风能和电池的成本已大幅下降。在这种看法下，增长为创新、福利国家和能源转型提供资金，对仍生活在贫困中的数十亿人来说依然不可或缺。《生态现代主义宣言》（An Ecomodernist Manifesto，2015）的作者们和汉娜·里奇（Hannah Ritchie，《Not the End of the World》，2024）认为，任务是通过清洁技术和碳定价加速脱钩，而不是放弃繁荣。

去增长

乔治·卡利斯（Giorgos Kallis，《Degrowth》，2018）、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Less Is More》，2020）和斋藤幸平认为，资源使用和排放与 GDP 的绝对脱钩一直很罕见，而且太慢：以2013年至2019年所达到的速度，即使是已经脱钩的高收入国家，也需要200多年才能使排放接近零（福格尔和希克尔，2023）。因此，富裕国家应当规划对其物质和能源通量进行民主的削减——缩减化石燃料、航空和快时尚等有害部门——同时通过公共服务、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公平的财富分配来保障福祉。去增长针对的是富裕经济体，而不是贫穷经济体。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反对说，在冻结世界产出的同时提升穷人，将要求富国的收入下降到任何选民都不会接受的程度——这是一种“魔幻思维”。

超越增长问题

第三个群体认为，GDP 增长对双方来说都是错误的目标。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无增长的繁荣》，2009）论证说，富裕社会必须使其繁荣独立于增长——在工作、金融和社会保障方面——因为它们不能指望增长在生态限度内持续下去。凯特·拉沃斯（Kate Raworth）的“甜甜圈”（《甜甜圈经济学》，2017）把目标定义为在不超越地球边界的前提下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并建议对增长持“不可知论”；耶龙·范登伯格（Jeroen van den Bergh，2011）同样主张“a-增长”（a-growth），即对 GDP 漠不关心。按这种看法，增长与去增长之争转移了人们对双方都可能支持的政策——碳定价、监管、公共投资——的注意。

增长的强制

社会学家问，现代社会为什么这么难以停止增长。罗萨论证说，它们只能以动态方式稳定自己：其制度——市场、福利国家、科学、职业生涯——需要持续的增长、加速和创新，仅仅是为了维持现状，所以任何停顿都显得像一场危机。早在很久以前，卡尔·波兰尼（《大转型》，1944）就描述过，一个从社会中“脱嵌”的市场经济如何把土地和劳动当作商品，从而危及其自身的自然和社会基础。按这种看法，技术上的脱钩和对节制的呼吁都不够：一个超越增长的社会需要不再依赖不断升级的另一些制度。

持此立场者

• 哈特穆特·罗萨1965年生
• 卡尔·波兰尼1886–1964